其次，我们要在国内遏制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和企业的过度狂热与潜在道德风险，在制定实施对外经贸发展规划坚持市场原则，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改革决议语），从而避免违反市场原则、无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主张凌驾于冷峻思考之上，以至于过多投资投向缺乏商业可行性的地方与领域。
此举一方面给印度民众带来了大额货币找零难的麻烦。具体讲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因素。
以房地产为例，孟买的最高房价超过了英国伦敦的最高房价。最近经济增速变慢，一是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有关，印度经济虽然目前对外贸的依存度不高，但置身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印度不可能独善其身。尽管7月全球主要经济体PMI均有所下滑，但均降幅有限，且均处于荣枯线上方，唯独印度跌幅较大。此举导致该邦纺织工人走上街头，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来表达对税制改革的不满。虽然上世纪50年代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到访中国后，看到新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受触动，回到印度后也实行了土地制度改革，但印度土地制度改革却像是夹生饭，被许多研究学者称为印度建国头号豆腐渣工程，造成的后果就是印度制造业发展落后。
二是改革阻力不小，《劳工法》、《征地法》都是难啃的骨头。四是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巨大，严重制约着印度经济的发展。这两位教授的研究也基本印证了笔者之前的生活感受。
在孔子之后的2000余年，从诗人、词作家、小说家到思想家，关于贫富差距的论述数不胜数，但都是基于生活中的局部观察、感悟而发，不是基于系统的长时段大样本数据，更不是基于严谨的量化分析。第三，由于各类保险、退休养老基金及其他投资基金等金融产品的丰富发展，加上政府保障体系的建立，收入可以因天灾人祸等风险事件而波动起伏，因生老病残而变化莫测，但消费却能保持平稳，进而使收入分配可能非常不平均，但人际消费差距却可以相对较小。于是，在今天的世界，谁掌握更多的金融资本，谁就更能在收入竞争中胜出。我们可能都希望自己像姚明那样打篮球、像爱因斯坦那样做科学、像盖茨那样做电脑，但自己的天赋如何已经是既成现实，无法改变。
从皮克迪、斯蒂格利茨到其他学者，都认为改变资本制度是纠正收入差距的根本出路。可是，最富10%人的消费跟最穷10%人的消费比同期间下降了，2000年时前者的消费为后者的4.2倍，最近下降到3.9倍。
既然这样，皮克迪教授对世界贫富差距会失控恶化的担心是否是多余的？正如库兹涅兹所阐述的，贫富差距的短期恶化或许是特殊发展期的特殊现象。即便是穷人，其绝对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提高。按照历史学家麦迪森的估算，公元1500年时富国人均GDP大约为穷国的1.5倍，到工业革命早期的1800年，富国人均收入是穷国的4倍，到1900年这个差距扩大到10倍，而在2000年时则超过20倍。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三口人的家庭需要存满3亿元才能完全防范这一病毒，否则，如果全家三人都感染上，就会给全家的财富和收入带来极大冲击，消费会难有着落并挑战生存。
而之所以是这样，是由于他们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财富分配上。新兴行业也为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共享、消费均等化，特别是在缩小不同收入人群间的知识与信息鸿沟方面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IT业的产品在销售到一定的数量、获取必要的收益之后，再免费提供给民众，也是零成本的，等等。可是，两次世界大战缩短了富国穷国的收入差距，也因而减轻了穷国的发展压力，后发优势没有得到发挥。
这一状况不是偶然，而是制度设计的必然： 第一，定位于人人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因此，财富差距一般都远大于收入差距，而收入差距又大于消费差距。
如果没有两次大战的减压，或许中国等金砖四国那时期就能利用差距快速追赶，而不是要等到1980年之后。腾讯公司只有几栋办公楼，但它的总市值却超过1.1万亿港元。
在这个层面，我们或许能清晰看到：19世纪以来最具创新、创业活力的国家不是法国或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而是在财富分配更不平等的美国。根据皮克迪教授的估算，在一战之前的1913年，法国最富1%家庭的财富占全社会财富的55%，但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冲击之后到1947年，他们的财富占比下降到30%，使财富集中度大大下降。正如前面所述，如果是这样，顶尖天才的潜力发挥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停止，因为人体每天的热量需求毕竟只有三四千卡路里，吃多了会长胖，所需要穿的衣服也不会因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大热天穿多了会受不了，等等。所以，收入集中度的提升跟拼爹时代不是一回事。当前在美国，10%最富的人掌握了全社会48%的财富，而1%最富的人掌握了20%的财富。即使到了农业社会，多数时期生产为自给自足，货币化交易占比很少，虽然财富分配、收入分配和消费分配三者开始分离，但三者之差不是特别离谱，财富差距、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基本相当，尤其是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基本一致，研究财富差距、收入差距基本等同于研究消费差距。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资本 。从国与国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收入差距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能促进人类进步。
美国、西欧国家20世纪的经历都如此。第一，资本的崛起使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以及不同有产者之间在劳动收入之外的收入出现分离，因而使得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不再同步，可以大为不同。
那样，人的成功不再以货币收入、金钱财富多少体现，而是以赚了多少斤肉、多少斤鱼、多少斤粮食、多少件衣服、多少间房子来衡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谈到，只要消费差距不失控、只要社会保障体系让低收入群体能体面生活，富有者的金融财富增多之后更多是一些让人感觉良好的数字而已。
第三，通过更加自由的货币化、金融化，给能者提供最大化发挥潜力的正面激励。如果我们查看1913年之前的媒体和学者的评论，我们会发现，正因为那时期富国人均收入已经是穷国的10多倍，给中国、印度等形成了巨大的发展压力，并且也给后者提供了许多可轻易照搬的成熟技术等后发优势。也就是说，用实物作为财富的度量和成功的象征，只会把商业、把财富分配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零和博弈下的创业难有价值创造。全球绝对贫困人口在减少，人均受教育水平、医疗条件、预期寿命等反映人类发展的重要指标在持续改善。
其实，在原始游牧社会时期，因为没有剩余就无财富分配而言，人口稀少，土地、资源到处都是，也无所谓属于谁的私有财富，所以，只有劳动收入，没有资产性收入。如果消费分配不很极端而是比较平衡，那么，即使财富分配过度集中，也不会那么糟糕。
以前我们倾向于接受皮克迪教授的观点，即贫富差距太大会导致社会动荡甚至革命，不患寡但患不均。《论语》说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
因此，当经济完全实体化并禁止货币化时，等于给每个人的收入追求和财富追求设定上限，抑制天才最大化发挥潜力的动力。因为金融资本比土地和工业资本具有更加快速、更加低成本的流动性，所以，一旦发现高收益预期的投资机会、创业机会，金融资本家可以比土地资本家、工业资本家更轻松地将资本投于其中，能更快更多地赚取数倍的投资回报，也能轻易地跨越国界流动。
以前只是有钱人才能用得上的电脑，在竞争带来的价格大跌之后普通人家的子弟也能用得起。现代经济学家一般认为，财富差距、收入差距都应该关注并引起重视，但更为重要的是消费差距，后者的失控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政治稳定。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否过多打击了穷人、帮助了富人呢？从2007年底到2011年的四年危机高峰期，最富10%跟最穷10%的收入比从原来的5.8倍，上升到6.3倍，收入差距恶化了，而两者的资费比从4.3倍下降到3.9倍。到底该如何理解现代经济下的贫富差距？现今的贫富差距有多少是制度所致，多少是现代经济的客观本质所致？世界的未来真的像皮克迪教授所预言的那样？ 我们必须看到，皮克迪教授研究的两个多世纪中，财富分配持续恶化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段：19世纪后半期到1913年(第一轮全球化)和1980年至今的30余年(第二轮全球化)。
可是，随着货币化、市场化的深化，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变革大大加快货币化和金融化发展之后，过去两个多世纪里，财富分配、收入分配和消费分配三者不再是同一回事，相互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正因为富人的财富占比受战争打击最大，尽管他们的劳动工资收入占全社会工资收入的比重在二战后和一战前基本一样(6.2%)，但资本收入的重挫使最富1%阶层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从一战前的19%，下降到二战后的8%。
只要能做到这些，成功者实现的合法收入再高，我们都应该为他们庆祝。如果是这样，那么，世界的财富就会很有限，因为世界的土地量是给定的、有限的。
这些公司的市值显然不是因为它们占土地多少、楼房实物资产多少来定的，而是对这些公司未来无限多年收入预期的货币化结果，是对未来定价的结果，不是基于过去成本投入、土地投入、劳动时间投入的多少而定的。到今天，皮克迪、斯蒂格利茨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土地分配，也不把注意力专注于机器设备、厂房等有形工业资本的分配结构上，而是到金融资本上找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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